我说过很多脱口秀段子，人们能记住的，还是我在相声大赛上说过的那段《幸福童年》。

　　这种情况是很多演员所困惑的，你的艺术造诣越来越深，作品越来越成熟，但是给人们留下印象的，往往是你刚出道的时候，糊里糊涂弄出的一个东西。

　　不少我的同龄人跟我说过，他们能够从那个段子中，找寻到自己童年的影子。他们认为我段子里面最精彩的情节，就是把头塞进课桌拔不出来那段。当时把现场的公证员阎梅女士笑得趴在了桌子上。很多人都怀疑阎梅是我的托儿，其实我们俩到现在也没说过一句话。

　　顺便说一句，这个情节是我的酒友兼老师、词作家白云海先生提供给我的，他上学的时候确实把头伸进过课桌，只不过套着一个书包，而且顺利地拔出来了。

　　我也曾经尝试着写《幸福童年》的续集，但是效果不佳。因为我童年的笑话基本上在那个段子里说干净了，剩下的记忆大多没那么可乐。

　　今天，我就把那些不太可乐的故事，说给您听听吧。

　　为什么不爱笑

　　有人管我叫“冷面笑匠”，因为我在台上不爱乐。其实我到了台下，也跟面瘫似的。这是小时候养成的习惯。

　　童年的我就这样儿，整天面无表情、心事重重地待着。

　　按理说我们那时候的孩子，虽然没有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但是欢乐并不比现在的孩子少，不过我跟一般孩子不一样。

　　首先，我爸爸有海外关系。我爷爷在印尼做过生意，当然了，跟李嘉诚、霍英东没法儿比，也就属于小商小贩。50年代末，印尼排华，我爷爷的资产留在了国外，人逃回老家。赶上自然灾害，我爷爷倒是没受什么罪，直接饿死了。

　　我们家唯一的海外关系死在国内，不知道谁闲得难受，愣给我爸爸定了个海外关系。现在有海外关系是牛事儿，那年头彻底傻啦！有海外关系，你就有可能是外国特务，有可能在北海公园跟人接头，把咱们的图纸卷在一本儿画报里，交给另一个特务。

　　其实那年头，外国图纸比咱们先进得多，咱们根本用不着防备人家偷，而是应该想办法偷人家的。但是那年头人们认为中国的图纸最棒，美帝国主义全都想偷。

　　我爸爸原来在铁路部门搞技术，不能让他搞了。他要是使点儿坏，就有车毁人亡的危险。干脆，修铁路去吧。一个搞技术的人，被派去干全单位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儿。

　　他跟一般修铁路的人也不一样，随时被监视，预防他给外国人发电报。我爸爸哪儿会发报呀？他有急事儿跟老家联系，还得去电报大楼那。那时候的人思维都比较跳跃，他们假想我爸爸会发报，他的手表、皮鞋或者自行车座子，有可能就是发报机。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爸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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