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日向现在感觉自己应了本地一句老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只考虑到天津交通便利繁荣富庶，却不曾想考虑到这里独特的民风和人文环境，这是自己的大不该。
这个失误远比普安协会惹下的麻烦更为严重，在自己的人生经历里都要算是难以洗刷的耻辱。内藤义雄多半早已经看出来就是不说，躲在暗处偷笑，还要在他的圈子里说几句无知小辈难堪大任之类的酸话。
这里不是东三省亦不是上海滩，外省的经验对本地人不起作用。自己在绿林混迹的时间太长，自认为靠武力能够重新订立规矩，让本地人按照新规则行事，却忽略了数百年来遵循的规则早已经在人们身上形成惯性不是那么容易改变。
鸦片战争的时侯英、法两国不费吹灰之力在天津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租界，可是随后的发展和他们的预计南辕北辙。靠着刺刀盖起了教堂，又在本地吸纳了教民，紧接着就有教民过来送匾送对联，还有人想用四胡给唱诗班伴奏，过年的时候想给圣母像披红绸子。
这就是天津，不管你是哪路神仙，到了这都得被本地的规矩所扭曲，日本人又怎能例外？
一样都是混帮会，上海滩诞生了青帮三大亨，本地在宁立言之前只有袁彰武。上海的杜老板开办三鑫公司帮军阀销烟土，又开夜总会、银行、俱乐部，结交党国要人，连大总统黎元洪都要送他“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头五尺天”的对联。
本地帮会在政界最出名的是军警督察处长厉大森，也不过是给军阀手下打下手的陪衬。再有便是自己的师父，那位把杨宇霆、张宗昌都收为弟子的“魔怪”王大同，在军政两界都有徒弟，自己却坚持以诈骗外国人为生。
便是号称最能敛财的袁彰武，身家也不能和杜月笙那帮人相提并论。大部分帮会中人表面光鲜身无长物，有个千把块积蓄都可以算是异数。除去陈友发那种卖大烟的，绝大多数青帮名人和下面的混混差不多，家里没有几块钱，三天没有来钱的门路就要闹穷挨饿找地方打秋风。偶尔发了一笔大财，却又要在几天内花光，接下来继续受穷。
天津的商业发达程度即便不如上海也差不太多，混混的力量也不比上海青帮小，混成这个德行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人的问题。
在眼下的北方，天津算是比较容易生存的城市，对于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尤其如此。本地物价便宜就业机会多，生存压迫感不强。实在过不下去拿条扁担，肩膀上再搭条手巾就能去码头赚嚼谷。
这种环境养成了人们乐天知命得过且过又不会算计的生活习惯，对于钱财固然看重却不至于为了钱就不顾其他。“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晚上不睡早晨不起”在这都不算毛病。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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