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进入大清官场的文人士子，可是饱读四书五经，对于这样的制度可不陌生。
他们原以为禅让制早已经死去了，特别是在王莽新政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提过禅让制，公天下完完全全成为了家天下。
可他们在法兰西的见闻，如同朝圣者一般，看到了未来的方向。
那就是士大夫共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平民百姓也应当参与政治之中。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虽然他们还是支持士农工商阶级。
但法兰西的壮大也是他们亲眼所见到的，不光是平民商人，培养出来的市民阶层，权力也不断地在扩大，而且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繁荣。
而不像大清，即便饱读诗书的书生，官员们动动手指就能弄死。
王引之应该革除陋弊，推陈出新，学习借鉴欧洲的这种禅让制度，以及各类的委员会制度。
推行他们梦寐以求的民治。
但大清的官员，如阮元可不这样认为，“这大逆不道，皇权乃是天下一家之主，国岂能无君！”
然后进行大量地批判。
“你们瞧瞧如今的法兰西巴黎，可是一团乱麻，若一国没有君王，各个官员也都是为自己办事，
人性本贪，一切都会为自己利益而行，这可就乱了调子，谈何公平而言，但若有国君在，便可谋定而大兴之。”
“但上古圣贤，尧舜禹夏，这个莫不是百姓推崇出来，君王禅让，使得百姓走出愚昧，走向繁荣壮大，
若无他们铺垫，何来的夏商周？且瞧瞧当今，皇权在上，百姓在下，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王引之也是据理力争。
他觉得权力应当靠自己去争取。
随后他们便争论起来。
但在唐藏看来不过是权力分配问题，无非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在君王所有，还是集中在人民选举出来的团体。
但唐藏分析两人所代表阶级的思考方式，确实各有各的道理。
他此刻想到了中庸，也想到了阴阳，两者之间某一方走向极端，都会带来灭顶之灾，只能取其中，保持两端的平衡。
对于这样的讨论，法兰西公民议会也表示喜欢，因为他们喜欢哲学，也喜欢制度，更喜欢跟人探讨辩论。
但此时的法国并不适合留人。
唐藏待了不久之后便离开了。
因为法国国民议会，发生了激烈的党派斗争。
新的立法议会选举产生了一个强大的左翼集团——吉伦特派，他们希望用暴力战争，推动革命，武装夺取政权。
吉伦特派相信对神圣罗马帝国那些庇护“流亡者”的王公作战。（这也意味着与奥地利交战，因为利奥波德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将会促使国王在法国与其敌人、革命与反革命之间表明自身态度，从而倒逼进一步的改革。
法国将会大幅改变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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