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皆不会如晚唐之军阀一般互相攻伐，从而陷万民于水火之中，大家说到底，都还是文人，而非短视之武夫。

　　唐子然啊！唐子然啊！

　　在心下念叨着这个名字，李鸿章的右手不禁猛的一捏造杯盖上的提纽，这唐子然的算盘打的可真够精明啊，用一招“八督议政”，便把朝廷与八督全绑了起来，他不过只是吹响了那个号，撕破了那张脸，到最后还是要靠八督把朝廷最后一点脸面给撕下来。

　　在发匪之前，朝廷中枢对全国上下均予以直接控制，各省督抚完全听命于中枢，全无独立的军权和财权，而在镇压发匪的过程中，“经制之兵”八旗以及绿营早已不堪为用，根本无力镇压发匪，于是地方督抚便募勇营并就地筹饷，由此便开了“兵为将有”之局，中枢的军权被严重消弱，而地方督抚把持军权和饷权，至今这举国上下一兵一卒皆拱手督抚。

　　而在镇压发匪捻匪时，朝廷又被迫在军事上借重于湘淮，亦不得不于行政上授予实权，于是这朝中的满汉官员比例亦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是地方，在发捻之前，各省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军政长官大部分是满旗官员，实权操于中央，而战后因西北回乱、西南回乱等各地乱起不断，朝廷为平定匪乱，只好任用湘淮将领充任督抚等地方军政长官，长久以来，许多权力早不在中枢，而在地方督抚之手。

　　而在过去二十余年间，地方督抚的权力不断扩大，早已逐步集军、政、财、外交大权于一身，成为地方权臣，这“外重内轻之轻”实已形成，甚至呈尾大不掉之势，他们一方面被朝廷视为柱石，凡重大决策常以他们的意见为取舍，言行举措甚至直接影响朝政大局。

　　李鸿章自己作镇北洋二十年，早为中外瞩忘，声出政府之上，政府亦为倚为重，至于两江的刘坤一、湖广的张之洞等其它总督，虽声忘虽赶不上李鸿章这般显赫，但却亦因其地位显重，多年来借口种种把持地方，操持地方成“外重内轻”之局。

　　而“外重内轻”的国朝时局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地方趋向以及同中枢的分庭抗争，同治初年，中枢尚能以战败逃跑的罪名处死何桂清，光绪初年朝廷尚能借杨乃武案来弹压湘军体系的势力，进而罢免流放官员。可是现在督抚纵是公然抗命朝廷，矫旨不遵，朝廷对大家也不能“稍加谴责”，更谈不上给予处分。

　　不过虽是如此，但各地总督却从未跋扈到不遵朝命，就如同对言官弹劾以及对朝廷中枢的忌惮一般，这一方面固然是实力有限，而最重要的是什么？恐怕就是因为千百年来，中国以“伦理道德”为立国之本，忠君卫道的思想底线以及个人的谨小慎微，可在内心深处，深知朝廷满汉之别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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