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讲了起来……
一切的源头还在于朱元璋定下的开中法，在明代之前，食盐的专卖制度是这样的，官府组织百姓煮盐，然后收购食盐，付给工钱，高价卖给商人，商人转运到各行盐地区，进行销售，而官府拿到了食盐的收入，再进行分配。
简单明了。
不过在苦孩子出身的朱元璋看来，这一套还是很麻烦，他想出了更好的办法。
也就是让商人向九边运送粮食，换取盐引，再到各处盐运司支取食盐，进行销售。
开中法的好处显而易见，就是弥补了边防粮饷不足，朝廷也少了卖盐分配的麻烦。
只是仔细推想，所谓开中法，就和朱元璋大多数的经济政策一样，都是省了小钱，花了大钱，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是典型的小农思维，光想着省事，却给后人埋下了祸根儿。
因为按照开中法的设计，使得官府从食盐贸易的直接参与者，变成了一个负责供货的生产者。从而失去了对庞大食盐销售收入的操控能力，将金流拱手让人。
朱元璋这个态度，和对待财政差不多，他认为把财政集中到户部，在分配给各地，是脱裤子放屁，各地都把需要的银子留足，剩余上缴朝廷。
在国初百业萧条的时候，自然问题不大，后来支出日益庞大。财政捉襟见肘，这就是忽视宏观调解的弊病。
盐政问题上，明廷一样存在放弃宏观调解的错误，将戍边和盐政强行连结，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首先来说，食盐生产是个稳定而持续的过程，有多少灶户，每天开工多少，生产多少食盐，都是基本确定的。
可是九边的粮饷却是一个严重波动的东西，有了大战，需要的粮饷骤然增加，九边就会开出大量的盐引，换取粮食。但商人的运输能力有限，为了刺激商人的积极性，就要压低盐引的价格，最初一引盐要纳凉一石，距离近的地方，甚至要五六石，到了永乐年间，每逢急需的时候，就变成了只需数斗就可以换取一引。
盐引大幅度缩水，造成的结果是盐引滥发，有些商人拿到了盐引，再到盐场去支取食盐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食盐。甚至要等待几年之久。
到了弘治以后，朝廷不得不将每年开中的盐引限制在一定数量。
由于边关作战是偶然性的，不连续的，战时粮食需求大增，造成盐引滥发，平常时候，粮草需要减少，盐引又下降，对于盐商和灶户都是巨大的影响。
为了维持食盐市场，朝廷不得不采取改纳粮为纳银的策略，相比沉重的粮食，银子显然高效方便多了。问题也随之产生，由于纳银代粮，九边粮食供给不足，原有的军户制度维持不下去，朝廷每年支出的军费暴增。
偏偏由于摄于祖制的威力，没人敢推公然推翻开中法，只能当一个裱糊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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